为被妖魔化百年的科举制度平反昭雪(3 / 12)

书中，钱穆又说：“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7〕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学界的科举研究也空前地活跃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不再像世纪初那样为激愤的情绪所左右。也许部分是由于离清末废科举更为久远的缘故，许多学者开始对科举作出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判断。而更重要的是高考选才存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没有制度化的遴选官员或公务员的程序所显现出来的弊端，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反思科举制的是非功过。经过客观地研究，这才知道人们对科举的坏印象原来是清末为废科举而矫枉过正地将其说得一无是处而形成的。

例如，担任过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十余年的杨学为研究员曾谈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念书的时候，读的书、听的报告，几乎都说科举及其考试不好，当然他也这样认识。后来从事考试工作，又查了一些资料，才感到原来的认识不全面，转而认为考试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可以和四大发明相媲美。科举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播，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对祖国的统一，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科举的评价，应持历史的、具体的观点〔8〕。

有的学者认为，须重新认识科举制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应将科举制的功能和具体内容相混淆，就制度本身而言，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在中国历史上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如同传统文化的其他精华一样，科举制度的积极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9〕。有的学者在对明清时期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做出实证研究后认为：对科举的公正性和教育功能应重新评估，就制度本身和实际录取而言，即使到清末，其客观性和公正性还是主流的。进士中的绝大多数并非“不学无术”、“平庸低能”之辈，对科举考试内容的智力性不应怀疑〔10〕。

科举考试诞生于古代中国，但其平等择优的原则具有一定的“现代性”，或者说带有某种超越帝制时代的特征。有的论者认为：“科举考试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其中合理因素与之俱亡。它所体现的许多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