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心中的“上海方舟”(2 / 5)

剂来对付臭虫。开始臭虫都躲了起来，没过几天，又毫不犹豫地来“拜会”我们了。但没什么好抱怨的，我们毕竟有了一个生存之地。小屋子里恼人的臭虫，如今回想起来倒也有某种怀旧的味道。

乔治·赖尼希（GeorgeReinisch）从奥地利发来电子邮件——上海，我们曾经的家

幼时的回忆依然这么真切。记得我们抵达上海时，伯父早已等在码头边的计程车里，随即把我们带到虹口那间业已租下的小屋。伯父已经在上海呆了一年，他是犹太难民“海姆”（heime，德文“家”，难民居宿地）的创建人之一。

长途跋涉带来了劳累和病痛，全家人都为有此栖身之处而庆幸。我们的小屋坐落在虹口区公共租界中的“穷街”。除了中国人外，还住着锡克族印度人及新近到来的犹太难民。当时犹太难民差不多以每月1000人的速度涌入上海。许多犹太人到达上海时，已经身无分文了。但是，我们犹太人都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这与中国人的善良与友爱有关。

日子一天天过去，父母凭着自己的艰苦奋斗，从变卖一些小手工艺品，到最后竟还有了自己的独立作坊，生活完全能够对付了。更为庆幸的是，父母还把我的外祖父母从维也纳纳粹魔掌下救出来，我们全家在上海团聚了。

我们在上海生活了7年半，直到1947年2月初。这期间父亲当过老师，母亲靠手工制花来谋生，后来我们开了个小皮包加工厂，生活逐步稳定下来。我们和中国人一起劳作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家族的人总是说，上海——我们曾经的家。

威廉·肖特曼（WilliamSchurtman）从美国来信——全部财产10个美元

我们家初到上海时，全部财产只有压在箱子底下的10个美元。但是中国人是友好的，上海的天空是明媚的。也许因为我的父母有些文化和技能，他们双双幸运地找到了工作。

然而珍珠港事件后，情况急剧变化。日本占领军命令犹太难民搬入虹口的隔离区。我们被迫放弃了公寓，住进一所学校的一间小单间里，日军还逼迫我们付了一笔荒谬的“钥匙钱”。我们长久住在这个又小又暗和通风不良的房间里，后来又搬入一个更小的房间。我们的房间没有浴室或厨房，甚至自来水也没有。整幢建筑只有一间公共厕所。每天早晨，一名苦力推着被委婉地叫做“甜蜜车”的车子运走粪便污物。我母亲不得不在一个小煤炉上烹煮所有的食物。我记得小煤炉简直与花盆一样大，只有不断煽风才能保持火旺，我总是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