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2 / 3)

土地，以土地数量和质量为负但依据。三个月内，各村都丈量了土地，以土地多少、土质好坏、历年产量为依据进行分等划级，并参照人口和人均占有土地数制定个村的负担基数，作为各区向村分派负担的依据。通过丈量土地，各村按实有亩数负担，比抗战前旧政府以“钱粮册”为依据的纳粮办法更为公平合理。各村各户分派时，并非只按土地多少计算，而是参照各户人口多少、劳力强弱、生活水和实际承受能力确定负担数额。实践的结果是富户多出、中户少出、穷户不出。对日军统治严密、丈量土地有困难的敌占区，则基本按各村旧有地亩概数和村庄大小贫富情况确定粮款征收办法，派人逐村督促动员限期缴纳。为防止日伪破坏，村干部通知各户晚间备粮，连夜运送，保证天亮以前抵达根据地。铁路沿线和日伪据点附近村庄，粮食征收困难就采用以粮折款办法完成交纳任务。1940年后，日军推行“强化治安”，一些村庄“两面政权”变为只维持日伪所征，征粮困难，抗日政府组织16人的“武装征粮队”，深入敌后催交粮款。1941年日军开始跃进、修建第三道封锁线后，东部敌占区仍有许多村庄能够如期完成粮款征收任务。“合理负担”制度，不仅使抗日县政府拥有了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而且在不触及土地制度的基础上缓解了阶级矛盾，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富户”的利益，因为他们不再是“粮绅”，不能通过征收而中饱私囊了，这是历代不曾有的，他们的优越感也随之降低。

会后，杨秀峰主任亲自召开全县士绅大会，讲形势、讲道理、讲前途，并听取他们对抗日斗争的意见和建议，鼓励他们为抗日尽匹夫之责，初步建立了全县各阶层参加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杨秀峰平津著名教授的身份，很快就吸引了一批旧军人、地主绅士和地方名流参加的抗日队伍。东区彭亮当即报名参加抗日工作，南区田自新把自己几年积蓄的100大洋交给政府做经费，北区胡凤久亲将500大洋交给杨秀峰支援抗日，中区张友伦主动把自己的两支步枪交出来支援抗日，西区帅永明自愿把积存的两万斤粮食献给政府。经过杨主任的动员，全县有100多名知识分子参加抗日队伍，绝大多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新中国建立后，担任省军级干部30余人，地市级干部100余人。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会后，冀游第四大队在大队长李鹤鸣、政委穆若冰、参谋长秋一桐的亲自主持下，对县大队、区小队、村游击小组的队员和基干民兵进行军事和政治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