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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鲜卑异姓王公在法律上具有同皇族相埒的政治经济特权，并在王位继
统、军事征讨等军国大政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一时期，皇权处在贵族的包围之中，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贵族利益的代表。
在这种政权体制下，汉族士人不可能保持稳定的政治地位。从道武帝复国至太武帝统治时期，虽然北魏政权极力笼络征召，汉族士人对北魏王朝仍心存介蒂，“东土罕有仕者”，
士人视出仕为“试祸福”[14]。宋隐入魏，嘱子侄曰：“苟能入顺父兄，出悌乡党，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则足矣，不劳远诣台阁。恐汝不能富贵，而徒延门户之累耳
。”[15]李先出仕，其子密问：“子孙永为魏臣，将复事他主也？”[16]博陵崔绰，神?四年被征，“寻以母老固辞，后为郡功曹而卒”[17]。北魏前期进入高层统治圈的汉族士人
，为官多“清”而不要，有谋议权而无决策权，罕有直接统帅一方重兵者，其官位要视君主或鲜卑勋贵的宠信程度而定。上述种种迹象多被北魏初期清河崔氏等个别大族的活跃所
掩盖了。抛开这几个家族的特殊历史际遇不论，就崔浩本人来说，他曾致力于“分明姓族”，“整齐人伦”，“复五等之爵”，力图将中原士人纳入北魏新兴的王朝体制，但他走
得太远，超出了自身的实力和北魏王朝所能容纳的程度。“国史之狱”的起因固然可以有多种诠释，而崔浩及清河崔氏的昙花一现，正是当时中原世家大族社会实力和政治地位最
真实的体现。
北魏政局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皇权逐渐摆脱贵族的控制而确立自身独立的权威。
冯太后主政时期，汉族士人的政治地位有了一定提高。赵郡李奕兄弟、陇西李冲、“太原”王睿“因缘见幸”，先后被不次拔擢，委以大任。这一时期汉族士人对王朝政治的参与
尚未摆脱内廷政治的色彩。以名家大姓的身份却只能以内宠得显，但正是通过这种令人尴尬的非常的途径，汉族士人在官职和爵位等方面突破了旧有的制度框架，也使得皇权开始
取得了独立运转的能力。
如果说冯后主政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北魏贵族间固有的均衡，并使皇权籍此树立了自身的权威，那么孝文帝临朝，则是在这一基础上对北魏皇权体制的重构。“改降五等”前，鲜卑
王公的世袭特权主要表现在爵位与官品相连，勋官子孙世袭军号，王公可按爵位经常分配赏赐。“改降五等”的实施，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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