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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以皇太后戚属，独三分食二，叹侍祠侯为越骑校尉。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宗门盛满，数上书长乐宫谏争，宜崇公室，自损私权，言甚切至。太后不从。康心怀畏惧，永宁元年，遂谢病不朝。太后使内侍者问之。时宫人出入，多能有所毁誉，其中耆宿皆称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闻，诟之曰：“汝我家出，亦敢尔邪！”婢怨恚，还说康诈疾而言不逊。太后大怒，遂免康官，遣归国，绝属籍。及从兄骘诛，安帝徵康为侍中。顺帝立，为太仆，有方正称，名重朝廷。以病免，加位特进。阳嘉三年卒，谥曰义侯。

论曰：夫变通之世，君臣相择，斯最作事谋始之几也。邓公赢粮徒步，触纷乱而赴光武，可谓识所从会矣。于是中分麾下之军，以临山西之隙，至使关河响动，怀赴如归。功虽不遂，而道亦宏矣！及其威损枸邑，兵散宜阳，褫龙章于终朝，就侯服以卒岁，荣悴交而下无二色，进退用而上无猜情，使君臣之美，后世莫窥其闲，不亦君子之致为乎？

南宋奇士陈亮曾说：“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奋寡而击众，众弱而复强，起身徒步之中甫十余年，大业以济，算计见效，光乎周宣。此虽天命，抑亦人谋乎！何则？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仓促制，而功者不可以侥幸成也。”(《陈亮集》卷五，《酌古论一》)而献策定此“一定之略”者，正是谋士邓禹。

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少年时曾受业于长安的太学，与刘秀相识，遂结为莫逆之交。更始元年(公元23年)，刘秀奉命平定河北时，他从南阳赶赴河北追随刘秀，提出了“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的方略。其后不断为刘秀举荐人才，如荐寇恂为河内太守，认为“昔高祖任萧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追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属也”(《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又随刘秀镇压了铜马等农民起义军，消灭王朗等割据势力，并乘赤眉与刘玄火并之机，率军西征，夺取河东，乘胜由河东入关中，帮助刘秀取得战略主动。其智谋超人，气度恢宏，深明以弱胜强、以柔胜刚之道，“知所以骄而怠人之术”，成为东汉开国名臣。

宋代军事理论家何去非曾将邓禹视为刘秀成就帝业的关键人物，比之为西汉的萧何：“昔者汉光武被命更始，安集河北，始得邓禹于徒步之中，恃之以为萧何者，其言足以就大计，其智足以定大业，且非群臣之等夷也。遂以西方之事委之，而禹亦能胜所属，所向就功。”(《何博士备论·邓禹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