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1(3 / 16)

恃‘，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之自然，终归一矣‘，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追求功利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自然，‘无造福先，无触祸始‘。一方面坚持理想，‘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熟云其否‘，显然是又要追步孔子，死而后己。司马迁矛盾的思想状态，正是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生动写照。既然宫刑是人生最大耻辱，为了人的气节尊严，就应早早自裁结束耻辱；但为了实现著述理想，立名后世，必须坚强地活下去；可是活下去，又遭世俗非议，等于继续受辱，即‘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这种既觉得应该死而又不能去死的思想纽结，折磨得司马迁神不守舍，多次想到去自杀。最后司马迁抉择了隐忍立名的自新之路。也就是说功名重于名节。当一个人功名已就，或者以死可以立功名时，就要毫不犹豫地去死节；当一个人才能未尽，功名未立，死节不过如九牛一毛，不能产生社会影响时，他就应该隐忍发愤，建立功名。司马迁正是在这一基准点上找到了死节与立名的统一。所以在《史记》中，他既表彰那些死节者，又表彰那些隐忍苟活者，把历史人物的死写得生动有情。

《史记》中写了许多不甘屈辱，为保持名节而死的义士。齐国布衣王蠋在齐国沦丧濒于灭亡之时，仍‘义不北面于燕，自尽身亡‘①；田横耻于降汉，自而死，他的五百宾客闻田横死，‘亦皆自杀‘①；李广不堪‘复对刀笔之吏，‘而自杀；项羽兵败愧对江东父老而自杀；侯赢为激励信陵君而死；田光为激励荆轲而死；聂荣为给兄弟扬名而死；栾布为尽臣子之义，‘哭彭越，趣汤如归‘。司马迁称赞这些慕义而死的人，具有‘高节‘，‘岂非至贤‘②，‘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③象屈原那样‘死而不容自疏‘的高洁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④。然而，在逆境中奋发，忍辱负重的志士，更加难能可贵。勾践卧薪尝胆，坚韧顽强，发愤雪耻，终灭强吴而称霸王，司马迁不仅许之以‘贤‘，还赞其‘盖有禹之遗烈焉。‘⑤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重后世，司马迁赞其为‘烈丈夫‘⑥。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履典军奉旗者数矣，可谓壮土‘，但是，当他被刘邦捉拿，为人奴而不死，受辱而不羞，‘终为汉名将‘，司马迁赞其为‘贤者诚重其死。‘⑧这后一种忍辱负重的志士，司马迁认为更是值得敬仰的男子汉，‘烈丈夫‘。这一观点，不仅与世俗相违，而且颇谬于圣人的是非。一般世俗观点，认为忍辱负重是‘贪生怕死‘，若被刑戮，‘中材以上且羞其行‘⑦。孔孟遗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