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1(2 / 16)

理观念中，还要辱及祖宗。《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孔子语曾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①所以古人把髡刑剃发也视为耻辱之刑，更何况腐刑乃殄灭不育之刑，它比杀头更要折磨人的心灵。所以，司马迁视为奇辱，不仅‘重为乡党戮笑‘，而‘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他在《报任安书》中凄怆满怀地诉说他的痛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一气排列了十种耻辱，这都是人世间的极大不幸，而‘最下腐刑极矣‘。一个‘最‘字，还要加一个‘极‘字，可以说把耻辱写到了极点。它使司马迁陷入了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这种心境下，给予司马迁以生的力量，唯有那无声的立言事业还未完成。因此司马迁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封建专制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与权势浮沉密切关联，人处逆境才能有亲身体会。司马迁身受腐刑，体味三重，人主的喜怒无常，便意味着人臣的祸福莫测。专制主义的荼毒，擦亮了司马迁的眼睛，使他看清了‘明主‘这一绝对君权的残忍本质，深深认识到过去‘以求亲媚于主上‘是‘大谬不然‘，于是一反常态，表现了对国事、世事的冷漠。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已五十三岁，任中书令已五年，他除了埋头撰述《史记》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这时，司马迁的好友益州刺史任安，心中沉不住气了，他觉得要给司马迁以鼓励，给他写了一封信，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任安的信，好似一石击起千层浪，它把司马迁积滞在心中的郁闷引发出来，爆发在回信《报任安书》中。在这封信中，司马迁把他对世情的感慨，对人生的悲愤，对专制君王的认识，对理想事业的追求，尽情地倾吐出来，如泣如诉①(《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2]》)，慷慨悲凉，理正而辞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两千多年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汉书·艺文志》载，司马迁有赋八篇，今存仅《全汉文》辑有《悲士不遇赋》一篇。从内容看，这篇赋也是司马迁受刑以后悲叹生不逢时的作品，可与《报任安书》相互补充。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理不可据，智不可